一九九六年的冬天，南方的冷是浸透到骨头缝里的。那年我二十四岁，刚从部队退伍一年，托老战友的关系，在沿海一座正处于大开发时期的城市里找了份工作——给一家私营服装厂的女厂长开小车。 车是一辆黑色的桑塔纳2000，在那个年代，能坐上这车的人非富即贵。我的老板叫林雪，比我大五岁。第一次见她时，她穿着修身的呢子大衣，头发盘得一丝不苟，眉眼间带着那种常年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磨砺出的冷厉。她上下打量了我一眼，只问了两句话：“当过兵？嘴严不严？” 我点点头，说了句：“领导怎么安排，我就怎么执行，绝对不会说不该说的话。” 她罕见地嘴角动了一下，把车钥匙扔给我：“好好干，不会亏待你的。” 我的司机生涯就这么开始了，那时的沿海城市就像个大工地，国道上大卡车横冲直撞，灰尘漫天。林雪的服装厂刚盘下了一个濒临破产的国营老厂，几百号人的生计压在她一个人肩上。每天清晨六点，我就得把车停在她家楼下，一直到深夜十一二点，再把满身疲惫、有时还带着浓重酒气的她送回去。 我不爱说话，但在部队里养成的眼里有活儿的习惯一直没丢。桑塔纳的里里外外，每天都被我擦得一尘不染；车里总备着两条干净的毛巾、一壶温热的白开水，还有几盒用来应酬的香烟和几包苏打饼干。我知道林雪胃不好，她经常为了赶场子谈生意，一天吃不上一顿正经饭。 三月份的时候，厂里遇到了一次大危机。一批发往俄罗斯的羽绒服因为合作方的问题被压了款，资金链断了，布料供应商天天堵在厂区门口要账，工人们也因为拖欠了半个月工资开始人心惶惶。 那几天，林雪几乎住在车上。我开着那辆桑塔纳，带着她跑遍了市里的各大银行和相关的企业。她坐在后排，手里一直攥着那个黑色的摩托罗拉中文寻呼机，每响一次，她的眉头就锁得更紧一分。 有一天晚上，去见一个欠款的大客户。那人在市里一家挺高档的夜总会包厢里，摆明了是要刁难她。林雪带着我进去的时候，里面乌烟瘴气，几个大老板搂着陪酒的女孩，指着桌上那一排倒满烈酒的玻璃杯说：“林总，规矩你懂的，一杯一万，喝多少，我今天就给你结多少。” 林雪的脸色苍白，但她咬了咬牙，走上前就要端杯子。我几乎是本能地跨前一步，挡在她身侧，伸手按住了她的手腕。 包厢里安静了一瞬，那个大客户眯着眼睛看着我。我没松手，直接端起桌上的一杯酒，仰脖子灌了下去。那酒像刀子一样顺着喉咙刮到胃里，我强忍着反胃，一杯接一杯，连喝了六杯。 “各位老板，我们林总今天胃出血，医生说了沾酒就得进抢救室。”我放下空杯子，目光平视着那个大客户，“我是她的司机，剩下的，我替她喝。” 那天晚上是怎么走出夜总会的，我记不太清了，只记得手里紧紧攥着一个装着十万块钱的袋子。我在路边的花坛吐得天昏地暗，林雪站在旁边，没嫌弃我身上的酸臭味，用她那件昂贵的呢子大衣替我挡着风，一边拍我的背，一边把温水递到我嘴边。 “李诚，你不要命了。”她的声音有些发颤，不再是那个冷冰冰的女厂长，反而带了些小女人的慌乱。 “任务完成，林厂长。”我擦了擦嘴，勉强咧嘴笑了一下，“就是有点糟蹋好酒了。” 从那以后，林雪再坐车，就不坐后排了。她总是习惯性地拉开副驾驶的门，坐在这离我最近的位置。我们之间的气氛也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。她不再只是把我当成一个拿工资的司机，有时候在长途路上，她会跟我聊起她的过去。 我知道了她其实也是苦出身，十八岁就在纺织厂当女工，后来踩着改革开放的浪潮，靠着摆地摊、倒腾布料一点点拼下这份家业。她结过一次婚，前夫拿着她赚的钱在外面花天酒地，甚至还在喝醉后对她动手。她净身出户，拼了命地把现在的厂子做大。 有天夜里，她看着车窗外飞驰而过的路灯，声音很轻，“别人都叫我女强人，其实我就是怕，怕手里没钱，怕再被人踩在脚底下。” 我握着方向盘，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，只能把车里的暖风开得大一点，说：“林厂长，以后有我在，没人能欺负你。” 她转过头看了我很久，眼睛里闪着些我看不懂的光，最后只是轻轻“嗯”了一声。 日子一天天过，厂里的效益越来越好，我的工资也跟着涨了。那时候，我每个月发了工资，除了留点饭钱，剩下的全都准时汇回苏北老家，因为我家太穷了。 父亲早年因病去世，母亲一个人拉扯我和弟弟长大。弟弟马上要到谈婚论嫁的年纪，女方家里要三千块钱的彩礼，还要在村里盖三间大瓦房。母亲隔三岔五就让村长给我打电话，或者托人写信来，话里话外都是家里的难处。 村长在村委办公室的电话里叹着气对我说：“诚子啊，你弟这婚要是结不成，你妈那身子骨怕是熬不住了。你在大城市赚大钱，得顾着点家里，还有你自己，也老大不小了，得攒钱娶媳妇啊。” 娶媳妇？对那时的我来说，这三个字就像是天方夜谭。我一个从乡下出来的穷小子，没学历没背景，一身力气全用来填家里的无底洞，哪有姑娘愿意跟着我受苦。 转眼到了秋天，九月底的一天，林雪去邻市看一批进口的缝纫设备。那天很不凑巧，回来的路上赶上了罕见的暴雨。九十年代的省道本就坑洼不平，雨水一泡，全成了泥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