郭德纲改唱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之后被举报，随后武汉文旅部门启动立案调查。 套用电视剧《大时代》丁蟹的名言：中国地大物博，几十亿人，有神仙一点也不奇怪。 确实，十几亿人，有一定数量的傻福喜欢举报，一点也不奇怪。比举报本身更值得讨论的，是这场调查碰到了相声一个很古老的问题：现挂究竟应该怎样报备？ 郭德纲干的事情，在曲艺行里并不稀奇。 看见台下一个人迟到，拿他砸个挂；台上出了岔子，顺手接个包袱；今天武汉下暴雨，就说武汉的雨；明天北京堵车，就拿北京堵车开涮。 演员和观众都不知道下一句话是什么。 这东西有个老名字： 现挂。 问题也就来了，如果台上的词必须事先交上去，临场增加的内容又可能成为“未经报批的变更”，那么一个靠临场反应吃饭的艺术，到底应该怎么现挂？ 这个问题，其实已经在中国相声身上纠缠了七十多年。 01. 1949年以后，侯宝林他们首先遇到的，还不是能不能现挂，而是一个更加现实的问题： 相声以后应该说什么？ 旧北京的相声，来自天桥、茶馆、撂地摊。 艺人面对的是三教九流，观众掏钱听你说话，不好笑就走。 所以早年的相声里，荤口、伦理哏、损人，什么都有。 新中国建立以后，这套东西便不能原封不动地继续说了。 1950年，北京成立“相声改进小组”，侯宝林等人参与，老舍也帮助他们整理、修改传统节目。 相声开始经历了一次系统性的整理和改造，从天桥走进剧场，从江湖艺人逐渐变成了“文艺工作者”。 但与此同时，一个新的问题也出现了：以前相声什么都敢拿来开玩笑，现在应该讽刺什么？ 答案很快出现：可以讽刺坏思想，讽刺旧习气，也可以讽刺新社会里的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。 于是，1950年代出现了一批今天看来仍然很有意思的作品。 最著名的一个，叫《买猴儿》。 02. 《买猴儿》的故事其实很简单。 一个单位原本要买“猴牌肥皂”。 偏偏单位里有个办事马虎的人，人称“马大哈”，一转手把任务弄成了： 去买猴儿。 更荒唐的是，接到任务的人居然也不核实。 上面布置的任务嘛，于是他拿着公款到处跑，真的给单位弄回来一群猴子。 这个相声表面上笑的是一个“马大哈”，实际笑的是一种工作方式：文件写错了，没人问。 明明很荒唐的事情，却没有人质疑并停止。 上面让干什么，就干什么。 何迟后来还创作了《开会迷》《今晚七点钟开始》等作品，专门讽刺机关里的官僚作风和形式主义。 这其实是相声非常珍贵的一段时间。 因为一个社会有时候最怕的并不是批评，而是所有荒唐事都失去了成为笑话的可能。 马三立站在台上一句：“买猴儿。” 观众就明白了，一篇长篇大论未必说得清的事情，一个包袱说清楚了。 03. 可是再往后，事情开始变得复杂。 讽刺这种东西有一个天然的问题：你总得讽刺一个对象。笑小偷容易，笑骗子容易，笑一个办事马虎的干部，或许勉强也可以。 可是再往上呢？ 到了六七十年代，相声越来越强调它的宣传和教育功能，歌颂型作品开始占据更加重要的位置。 马季就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。 1970年代，他表演《友谊颂》，讲坦赞铁路，讲中非友谊。 它仍然叫相声，但相声承担的功能已经发生变化。 而就在相声的讽刺边界不断变化的时候，中国文艺界还有另外一些人的遭遇，更能说明作品与政治之间那种复杂的关系。 04. 田汉，今天几乎每一个中国人都唱过他写的歌词： “ 起来，不愿做奴隶的人们……” 1935年，田汉作词、聂耳作曲的《义勇军进行曲》传遍全国。 1949年，它被确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代国歌。 此后整整17年，中国人一直唱着田汉写下的歌词。然后，写歌词的人出了问题。 1966年，《谢瑶环》遭到猛烈批判。戏里原本写的是唐代女官谢瑶环，其中“为民请命”等台词，被重新解释成“借古讽今”。 田汉随后遭到批斗、关押。据说在监狱里被人强迫喂过排泄物，喝过尿，羞辱这位国歌作者。 1968年12月10日，他含冤去世。 于是出现了一个极其奇怪的局面：田汉写下的歌词不能唱了。 “文革”期间，《义勇军进行曲》在正式场合一度只奏曲、不唱原词。 1978年，甚至重新给国歌填了一套歌词。直到1982年，田汉原来的歌词才重新恢复。 这段历史不只是田汉个人的悲剧。而是：一首已经成为国家象征的歌，居然会因为词作者的遭遇，变成“有曲无词”。 05. 郭德纲这次改唱的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，其实也有过一段类似的历史。 《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》是1956年电影《铁道游击队》的插曲，芦芒、何彬作词，吕其明作曲。 今天，它已经是很多人心里的红色经典。可到了1966年以后，《铁道游击队》同样遭到批判。 原著作者、电影编剧刘知侠被扣上各种政治帽子，遭到关押和批斗；电影也被列入所谓“毒草及有严重错误电影”，连插曲都被批为“不健康”。更具有黑色幽默意味的是，《铁道游击队》里的人物“芳林嫂”本来负责掩护游击队员。 文革中，刘知侠遭到追捕以后，真的逃到了“芳林嫂”原型刘桂清家中